沈知年喜欢我,我很早就知道。
他嘴唇很薄,不笑的时候显得有些冷淡,可笑起来眼尾会微微弯起,像三月化开的湖水。他总是借着“买多了”的理由,把早餐奶、暖手宝、书店新到的杂志放在我桌上。会在我被物理题困住的时候,皱着眉把草稿纸抽过去,嘴上说着“这都不会”,笔尖却已经落下第一行公式。喜欢在我背书背到打瞌睡时忽然戳我肩膀,等我被吓醒瞪他,他就偏过头去,耳廓慢慢染上一层薄红。
高考完的那个黄昏,教室里只剩我们两个人收拾东西。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封信,叠得很整齐,递给我的时候指尖微微发颤。他说,等你想好了再回答我。
我把那封信压在了日记本最深处,从来没有打开过。
后来我把这段故事写成了小说,改了结局。书里的女孩拆开了信,他们在大学校园重逢,梧桐叶落了一地金黄。
“大大,你明明也喜欢他的吧?”一个IP显示在德国的读者在评论区留言,“为什么要错过啊?”
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,打下一行字又删掉,最后只回了一个笑脸。
那时候我母亲刚查出重病,家里的积蓄像流水一样往外淌。我每天在医院和打工的便利店之间奔波,连哭都要挑不用排班的下午。我怎么敢拆开那封信,怎么敢让他跟我一起,踏进那片看不见尽头的泥泞。
这些年我拼命读书、拼命工作,把母亲从鬼门关抢回来三次,替家里还清了所有债务。等终于能喘口气的时候,关于他的消息已经变得遥远而模糊——听说他去了德国读研,听说他留在那边工作,听说他做得很好。
我从来没刻意打听,但那些消息总能从同学聚会的闲聊里,准确地飘进我耳朵里。
上个月,班长在群里发了聚会的餐厅定位,说这次人到得特别齐。
“沈知年来不来啊?谁有他微信?”有人问。
“人家刚从德国回来,倒时差呢,不知道能不能赶上。”有人答。
我在对话框里打了又删,删了又打,最后什么也没说。
那天我特地早到了半小时,在包厢里坐立不安地翻着手机。人陆陆续续来了,说着笑着,酒杯碰了一圈又一圈。七点半、八点、八点半,包厢的门每开一次,我的心就提起来一次,又落下去。
我想,他不会来了。
这样也好。我端起杯子,喝了今晚的第三杯酒。
下一秒,包厢的门被推开。
他站在门口,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,风尘仆仆的样子,像是从机场直接赶过来的。头发比以前短了一些,下颌线更分明了,但那双眼睛没变,还是我记忆里的模样。
“抱歉,”他微微喘着气,目光越过所有人,直直地落在我身上,“路上堵车,来晚了。”
有人眼尖,笑着起哄:“沈老板,你这风衣口袋里装的是啥?看起来鼓鼓囊囊的。”
他低头看了一眼,耳廓又泛起我熟悉的薄红。
“一封信。”
他说这话的时候,目光没有从我脸上移开过。
“放了八年的信,我想当面问问回音。”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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