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回来了啊。”

我转过身，是我昔日的好友。

“嗯，回来了。家乡变了好多，你也……变老了。对了，老宋呢？”

他微微颔首，“老宋？老宋不在了。”

“不在了？”

“他三天前就死了。”

我沉默着看向远处的群山连绵，一座，两座……无数座的群山靠在一起，都好似牢笼，拢住了我们这些人的不值钱的命，还有那早已经枯死的被视为不忠的信念。

我出生在这里，一个贫瘠的山庄，这片土地上有我的祖祖辈辈，他们和我一样，出生在这里，生活在这里，长眠在这里，埋葬在这里。从出生起，我的阿娘就告诉我，我的使命就是留在这里，陪伴着这里的一山一木。阿娘说，我们是一辈子要留在大山里的。

每每当我看到头顶飞过去的鸟儿，我在想，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，能够生出翅膀。

鸟儿啊鸟儿，你可知我有多么羡慕。

儿时的我，总是会偷偷爬上那棵老树，站在粗壮的枝桠上，抬头看着燕子飞去的方向，它们飞过树林，飞过山峰，最后消失在天空里，群山连绵，挡住的不止是燕子的身影，还有我们那些可怜的还未萌芽就被掐灭的，那可笑的对自由的向往。

后来几年，家里又多了两个孩子，都是男娃子。山沟沟里的男娃子是块金疙瘩，是全家人都会捧在手心的宝贝，我这个女娃子，自然就成了最没存在感的一个。

除了需要钱的时候。

阿娘说，让我早些嫁人，那些彩礼钱也能给弟弟们添两身新衣裳，让他们吃点肉。但我不愿意，我要走出去，我要看看山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一望无际的海，还是更高的山。

我看着外面的青山挡住燕子的路，这一看，就看了十几年。

后来，我慢慢长大，十八了，长到这个年纪就代表要出去做工挣钱了，阿娘身子不好，阿爹在外给人做长工补贴家用，可是单凭几个子儿，怎么能维持我们一家人五口人的温饱呢。

阿娘又一次把我叫到身前。我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，那声音像极了这座破屋子的叹息声，扎得我心都疼了一瞬。

阿娘就坐在炕沿，手里捏着一个红纸包。扑簇簇跳动着的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瘦，几乎要挨到角落里的那口米缸。

“妮儿啊，你来。”

阿娘的声音比平时都要温柔，我知道，也许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了。

果然，当我走近，看见阿娘手里攥着的红纸包上贴着一个“囍”，我的心往下一沉。

“妮儿啊，前村李家的男娃子，人长得壮实，家里有牛，也能维持生计。”阿娘把那红纸包往我手里塞，“下月初八是个好日子。”

那红纸包烫手得很，我知道里面是什么，二百块钱，还有我的生辰八字，这就是我的命，二百块钱，买了我的命。在这山沟沟里，女娃子都是被明码标价的，谁家看上了，就能留下价钱把人买走，从此以后当牛做马任劳任怨，就算是打死了，也不会有谁说你半句不是，因为在这里，本就是把女娃子当成换钱的工具。

“娘，”我的声音有些干涩，“我不要嫁人，我要去山外面。”

娘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，她把红纸包拍在桌子上，“混账话！哪儿有女儿大了不嫁人的！像什么样子！山外边？山外边有什么好的！都是一样的穷乡僻壤！都一样吃不上饭！你一个女娃子，出去干什么！”她看到我的眼泪，终于还是软下了声音，“李家条件不错，你嫁过去，受不了委屈。”

“娘，我不嫁人。”

阿娘脸上的皱纹更深了，她看着我，半晌才幽幽叹了口气。

“妮儿啊，你认命吧。”

认命。这两个字沉甸甸地压了我十八年。

那天晚上，窗外边的月牙儿也变得惨白，月光真亮啊，亮得让我心寒，我听着西屋弟弟们的鼾声和阿娘的歌谣，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。我鬼使神差地爬起来，收拾了自己的行李——只有几件单薄的衣服，和一本书，是五岁的时候阿爹送我的，他从他主家求来的。

我背着行李出了房门，小院儿真亮堂啊，亮得能看清楚我的脸，上面挂着泪。我爬上墙头，我就快要出去了，却惊动了院儿里那条狗。

狗叫声把阿爹阿娘都叫起来，慌乱之下，我一脚踏空，摔下了墙头。阿爹看到我的行李，气得几乎要吐出一口血来。

他把我拽到堂屋，让我趴在长凳上，木头棍子一下接一下地落在我的身上，钻心地疼。可我的眼泪就是不肯流出来，是不甘，是倔强。

煤油灯的火舌舔舐着我的影子，我的后背火辣辣地疼，那些疼痛在提醒我，我似乎走不出去，这个山沟沟里圈住了我们几代人，连同那未曾萌芽的梦想，一起被湮灭。

我终于还是嫁给了李大牛。

一年，两年，三年。

三年过去，我竟然从未再有过走出去的念头，每天留在山里，相夫教子，慢慢枯死在这儿。

第四年的雨季，一个撑着油纸伞的小先生来到这里，他穿着一件半旧的月白长衫，洗得有些泛灰了，清俊的脸上戴着一副金丝框眼镜，看起来实在是个清秀书生。

他说他的学生都叫他黎先生。

他在这里办了个学堂，不要钱的。

我笑他傻，在这山沟沟里办一个免费的学堂去教人们识字，这太荒谬了。

他说：“想要从这儿走出去，就得先识字。”

走出去。

这三个字像是一颗石子砸进平静的海面，顿时激起涟漪，又像是夹在石缝里的一颗种子，冲开一块块石头，直直冲到天上长成破天的大树。

“走出去。”我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话，煎熬和矛盾吞噬着我，“走得了吗？出得去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“出得去，出得去。这样，我先教你，我们再一起去教别人。”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期待，我却动摇了，我真的能走出去吗？我真的要抛下我的家庭吗？

这份动摇直到五天后。

“老宋，你怎么样了？”

我推开陈旧的木门，老宋躺在床上——说是喊他老宋，其实也就比我大了一两岁，只是他总是有一两根白头发，还总是佝偻着背，所以我们就叫他老宋。

老宋的房间很整齐也很简单，一张书桌，上面有些密密麻麻的坑洼，摆着几本破旧的书，有些已经破得太严重，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了，还有半截铅笔，一个写满字的旧本子。

他躺在床上，面黄肌瘦，眼窝都要深深陷下去，可他双眼睛里还闪着诡异的光，像是对某种东西的向往，渴望，更像是要爬到某个光明的地方。

“花儿，你来了啊。”老宋的声音好像是一块砂纸，粗粝，低哑，好像就快要断掉一样。

“我来看看你，怎么病这么重啊。”

老宋摇摇头，又是气若游丝的声音，“治不好了。”他转头看我，“阿妹，你要走出去……”

他的眼神太炽热，在这个破屋子里把我灼伤，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就好像是一点星火，就快要把我用力熄灭深深埋葬的愿望又燃烧起来了。

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攥紧了。

“老宋，你先好好休息吧。”

黎先生在这个免费的学堂里教了一个月的书，每次来的学生都寥寥无几，但是他好像从来不会放弃，他说，只要有人来，就一定能有人走出去，总会有希望的。

希望总是有的，它会在绝境中冒出芽，又会在逆境中被掐灭，又会萌芽，循环往复，痛苦，再生。

在一个月的雨天，他说，他要带我出去， 走出大山，离开这里。

可我有家庭，有我的男人和我的闺女，我要抛下他们吗，我如果走了，就是被视为不忠，被贴上各种标签。可不走……我就会枯死在这儿了。

在大雨里，我看着黎先生撑着油纸伞离开，轻轻地，静静地，消失在滂沱大雨中，就像他来时一样，悄悄地出现，又静静地离开。

但是他留下的东西——那三个字，“走出去”，已经悄然落地生根。

月牙儿慢慢挪到东屋，月光照得我的房间亮堂堂，我又像儿时的那一晚一样，收拾好了行李，留下了给我闺女上学的钱，自己只带了一张车票和路费，去城里的车票是黎先生离开的时候塞在我的菜篮子里的，它皱皱巴巴地躺在那儿，却好像有一种魔力。

我终于还是离开了。我回头，最后看了一眼我的家，是我的家，也是困住我的地方。这座山，拢住了太多太多人的命，我们都太想去看看山外边是什么，到底是海，还是更高的山。当我再听到鸟鸣，那似乎是一种终于冲破牢笼桎梏的感慨，终于，我出来了。

山外边，到底有什么呢。

我坐上了去城里的车，靠着玻璃，闭着眼睛，似乎看到了车水马龙。

……

山外边，还是山。